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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玉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 回归20年，香港录得一份靓丽的成绩单，足以打破“香港之死”的预言或魔咒，足以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

□ 香港经济未来应跨越“三重门”：重构现代服务业新格局、以创新科技引领新结构、化机制优势为竞争优势。

□ 一个“一国两制”下中国的国际城市，应该在国家战略中有所担当，并在角色担当中实现自身的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回归20年，尽管历程波折震荡，但香港经济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一系列经济财政指标向好，录得一份靓丽的成绩单：2016年香港gdp总量近2.5万亿港元，较1996年大幅上升102%，名义和实质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6%和3.3%；人均gdp由1996年的19万港元上升至2016年的近34万港元；2016-17年度香港财政储备高达9538亿港元，是1996年财政储备的3.5倍多，占2016年gdp的比重为38%，较1997年提高18个百分点，财政之稳健和雄厚，世所罕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超过90%，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近6成，占就业人数比重近5成；金融、贸易、航运、空运仍在全球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方面，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国际竞争力排名中，过去10多年香港基本处于前三甲，且力压老对手新加坡；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全球竞争力排名中，近年大体保持在前10以内。制度方面，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23年（1995-2017）将香港评为经济最自由的地区。这份成绩单，足以打破“香港之死”的预言或魔咒，足以彰显香港依然是全球公认、世界瞩目的“活力之都”和“动感之都”，足以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单一经济意义上的增长和繁荣，并不必然生成社会意义上的和谐与稳定。长期存在且难以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导致香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乃至脱节：经济增长并未转化为优质多元的就业岗位、同步的收入增长、有效控制的贫富差距、强有力的社会保障（迄今为止香港尚未建立全民退休保险）。尽管社会指标的表现差强人意是发达经济体的共性，但作为微小城市经济体和单独关税区，香港的情况更为突出和严重，更应高度关注和重视，更应务实动员香港内外资源要素，着力加以解决。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应跨越“三重门”。

第一重门：重构现代服务业新格局

就产业结构而言，高达90%以上的服务业，使得香港早已成为全球服务业城市。如果香港与经济腹地能够实现资源要素自由流动，那么比例再高的服务业也不会产生经济虚拟化、产业和就业两极化（即“高增值低就业”和“低增值和高就业”）问题。问题在于香港是单独关税区，与经济腹地存在边界管制。这就使得香港需要考虑如何拓展服务业的对象问题，即高比例的服务业除了服务本地对象外，怎样为外部需求者服务。

香港制造业曾经是香港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早期是服务于本地的“香港制造”，但过去10年，本地“香港制造”不仅日渐萎缩，而且大都是传统产业，鲜有科技含量；后来是服务于“由香港制造”（即珠三角港资制造业），但曾经一度兴旺的珠三角港资制造业不仅与“香港制造”高度相似，也同样呈萎缩之势。

在“香港制造”和“由香港制造”相继式微的趋势下，如何与香港之外的制造业形成紧密、有机、难以“脱嵌”的“服务-被服务”关系，是香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得以不断创新提升、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所谓重构现代服务业新格局，就是以全球城市视野、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优势，着力拓展香港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构筑香港服务业发展的坚实“底座”。

第二重门：以创新科技引领新结构

作为成熟的经济体，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相对稳定，但难免创新不足。纵观全球，自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之后，随着服务经济、虚拟经济弊端日益彰显，回归科技创新、回归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其中全球金融中心城市表现抢眼，纽约、伦敦等传统金融中心均发力培育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纽约致力于成就“科技纽约市”，建设纽约科技城和“硅巷”，引领金融科技发展，打造美国“新科技首都”；伦敦一直在打造英国“硅谷”，伦敦老街逐步发展成“硅环岛”，正在形成“东伦敦技术城”。

显而易见，世界金融中心正在向“金融 科技”中心转型，创新科技成为金融中心城市弥补产业高度金融化不足及风险的首选。香港近年来着力发展创新科技，既是对香港自身问题反思之后的选择，也是对全球发展趋势的研判与呼应。

创新科技之于香港的价值，应该上升到优化产业结构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对于香港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城市，重建制造业并不现实，创新科技则成为次优选择。创新科技将成为香港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是香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领者和带动者，进而催生香港经济产业新结构。就此而言，创新科技的意义和价值并非体现在单一产业，重要的是杠杆功能。只有从这一高度认知创新科技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香港才不会错失这一重大发展机遇。

第三重门：化机制优势为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认为，“专业性和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能创造出生产要素的机制远比拥有生产要素的程度重要”。香港的自由港经济制度、法律制度、要素流动制度以及城市、社会、生态管理制度等等，一定程度上都是“创造出来”的“专业性和高级生产要素”。比较而言，香港仍具有明显的机制优势。

但如何将机制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则需要香港社会共同思考和共同努力。比如香港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际仲裁制度、标准管理制度、检验检测制度，既与国际接轨，操作实施也堪称规范。但受制于香港有限的市场，机制优势难以进一步发挥，难以充分整合香港之外的市场与需求，当然也就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而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机制优势，其存在方式是静态的和固化的，价值难免打折扣。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重构现代服务业新格局，以创新科技引领新结构，还是化机制优势为竞争优势，都不是香港独自面对、仅在内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跳出香港看香港，从世界看香港，从国家看香港。一个全球城市，应该有全球的视野和胸怀，一个“一国两制”下中国的国际城市，应该在国家战略中有所担当，并在角色担当中实现自身的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本文主要是着眼香港未来的发展提出问题，在赞叹香港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展望香港未来发展之路。实际上，跨越“三重门”的路径，掌握在港人自己手中；以港人的智慧，未来香港仍将收获一份更靓丽的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