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端智库 /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 cdi-凯发官网入口

文／张玉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 深港跨境往来成为常态，为强化深港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深圳较之其他内地城市独有的优势。

□ 香港现代服务业与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有机整合，这是深港合作的重中之重。

□ 深圳和香港应“彼此利用，协作共赢”，联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引擎。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名称的排序问题，坊间一度有大湾区建设由广东“牵头”的传闻。7月1日，在习近平主席见证下，国家发改委、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协议明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征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意见达成一致后，共同推动落实”，这一传闻终于尘埃落定。实际上， “粤港澳”称谓主要是一种惯例或约定俗成。“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港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较之由谁“牵头”，更重要的是发现并培育粤港澳大湾区的引擎，即哪个或哪几个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带动者和引领者。就此而言，深港责无旁贷。深圳 香港，应该成为带动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01/ 粤港澳大湾区下的深港关系：竞争还是合作？

在深港发展的历史上，深圳和香港到底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是一个老问题。在深港发展差距较大之时，这个问题就不时浮出水面，在粤港澳大湾区下，这个问题就更加凸显。除了经济产业方面的竞争外，文化差异也备受关注。有香港学者指出，深圳是北方文化，香港是南粤文化，深港合作缺少相同的文化基础，认为从文化上看，港穗合作应该比港深合作更具底蕴。但从全球的角度看，承载异质文化的移民对有些国家和城市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正是来自南粤文化之外的资源要素，才奠定了香港的工业基础，助推1970年代的起飞。同源文化的顺滑，异质文化的碰撞，哪一种文化基础上的合作更有创造性和更具价值，似乎不应该是存在争议的问题。

港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具有特殊性，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已经考虑到港澳两个“一国两制”下单独关税区的特点。每个城市都要考虑自己的核心利益，处理好共同利益，深港莫不如此。深港、穗港合作可以互补，并非互相排斥。香港需要审慎考虑深港合作、穗港合作的着重点和互补性，在合作进程中维护核心利益，做大共同利益，实现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同统一。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下的深港关系无非三种：一是竞争关系，二是合作关系，三是竞争与合作关系。理想状态应该是第三种，深港及携手同行，同舟共济，同时也有一定竞争，能够保持各自的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

02/ 跨境往来成为常态，深港经济往来密切

深港跨境往来成为常态，为强化深港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深圳较之其他内地城市独有的优势。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北往南来》的统计，2015年，香港和内地之间每天有65万人次跨境往来，相当于一个移动的中等城市。其中，来往内地的香港居民中有7成的目的地是深圳，大约23万人次/日；赴港内地旅客中有6成来自深圳，大约7.5万人次/日；在内地工作生活的香港居民9成在深圳，大约9万人次/日。加起来，每天在深港之间奔波的人次高达40万，占香港与内地每日跨境往来人次总量的60%。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常态，两地居民活动半径彼此覆盖。

深港两地经济往来密切。突出表现为跨境上班和跨境公干人次的变化。过去10年，跨境上班的香港人士大体稳定，而在香港上班的内地人士增长较快，2015年比2007年增加6400人，超过95%居住在深圳。经常跨境公干人士中，香港人士基数较大，内地较小。尽管过去10年总量有所下降，但主要是香港人士下降，赴港公干的内地人士实际上是增加的。这意味着两地商务往来趋于双向和均衡。尽管没有深港之间的数据，但估计深港之间经常跨界公干的人士应该不会少。由此可见，虽有边界存在，深港经济和商务往来密切而活跃，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和制约。

表1  深港两地经济往来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北往南来——2015年跨界旅运统计调查》。

03/ 深港制造业比较：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通常认为香港制造业风光不再，那么香港制造业到底怎样呢？与10年前相比，2015年香港本地制造业的机构数目、就业人数和增加值，均呈下降趋势：机构不足万家，就业不足10万人，增加值不到400亿港元。从行业上看，上升幅度大的是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下降幅度大的是电器电子光学制品。前者属于传统产业，后者应属于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业。总体而言，香港本地制造业仍以传统产业为主，且呈持续萎缩趋势。

表2  香港本地制造业2005-2015比较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年刊2016年版》。

至于港资珠三角制造业，也与香港本地制造业类似。港资珠三角制造业企业高峰期有40万家，如今只有3.2万家；高峰期雇佣了超过1000万工人，目前只有450万。更严峻的是，港资珠三角制造业至今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2014年数据显示，港资珠三角电子产品制造业不到20%，其他大都是传统制造业。

表3  港资珠三角制造业结构（2014）

资料来源：香港工业总会《2015珠三角制造：香港工业未来的出路》。

跨界公干中从事制造业的香港人士的数量，近年来也是下降的，从事制造业人员不足5万人，其中“经理、行政人员及专业人员”仅为万余人，这与数量约为3.2万家、雇用员工450万人的珠三角港资制造业并不相称，意味着港资珠三角制造业与香港的关联有所弱化。

表4  香港跨界上班和公干人士与港资珠三角制造业的关联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北往南来——2015年跨界旅运统计调查》。

而深圳制造业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尽管统计指标和体系不同，但仍然可以得出结论，深圳制造业已经不是传统制造业，它和香港制造业——无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还是港资珠三角制造业——有很大差别。

表5  深圳制造业的发展（2016）
 

资料来源：综合整理。

通过比较深港制造业，我们看到，从“在香港（本地）制造”到“由香港（在珠三角）制造”，香港制造业一路向下，似乎难以走上振兴之路。这意味着，继失去“在香港（本地）制造”之后，香港也将失去“由香港（在珠三角）制造”。因此香港的现代服务业以及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与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有机整合，这是深港合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深港合作能否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引擎的关键。

04/ 深圳 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引擎

《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开宗明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促进“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一方面充分发挥粤港澳地区的综合优势，一方面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实现“国家所需，港澳所能”的有机对接。基于此，深港应联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引擎。

深圳现在处于产业链向外扩展阶段，有较强的外溢效应，需要与香港的金融和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深圳的外溢功能（产业链扩展） 香港的辐射功能（金融投资），深圳的内向拓展（内地市场） 香港的外向跳板（国际网络），可形成带动功能。深圳制造（高新技术产业） 香港服务（工商业支援服务），深圳创新（催生新产业的平台） 香港研发（发明及知识产权保护），可形成辐射效应。这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引擎的核心内涵。

深圳和香港应“彼此利用，协作共赢”。深圳应推动实体企业进入香港，借香港之利提升发展水平，拓展市场。探索“深港 n”合作模式，联手香港参与“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借助香港的吸引力，吸引国际高端资源，推进有利于深港的合作项目。

香港应将香港创新及科技发展与深圳的产业资源特别是制造业对接。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下以深港为主体的开放型科技创新体系，布局开放式“工业4.0”。以深圳为主要对象，探索如何将香港自由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的深港合作，还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要素跨境流动的宽松与弹性调整。包括“一周一行”政策调整，口岸通关查验简化，通关自助化水平提升，特殊物流的征税调整等。

二是城市及社会管理方面的协作交融。如聘用港人参与深圳城市规划管理（比如水务），拓展与香港公营机构及行业协会的合作，强化教育医疗领域合作等。

三是率先探索落实港澳居民的同等待遇。重点关注一般居民在就业、税收、社会福利、购房、加入公务员队伍及参军资格等的同等待遇。

四是合作开发落马洲河套地区。落马洲河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涉及深港合作的方方面面，是深港合作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和难得机遇，对落马洲河套进行全面、创新的制度性安排，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