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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郑振铎说《金瓶梅》表现了真实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4月19日下午，第159期银湖沙龙主讲嘉宾曾庆林先生历时近3个小时，从另一种视角分享了《金瓶梅》所揭露的“死而不僵的旧制度”与“胎死腹中的新思想”。

《金瓶梅》最为人熟知的帽子是色情，然而七十多万字的巨著，色情文字也就两万字左右，其讽喻的是社会的病态和堕落。

《金瓶梅》中有关于西门庆两个细节：一个是武大郎死后，西门庆在潘金莲家与之同居，如胶似漆。媒婆薛嫂给西门庆介绍了一个刚刚守寡的年轻富婆孟玉楼。孟玉楼的财产让西门庆两眼放光，立刻把她娶回家，以至于几十天都不来看潘金莲。要不是小潘主动出击，武大郎就白死了。一个是西门庆给太师蔡京送礼，他并没有要求得到官职。他只想买通财路。但蔡京收了厚礼，觉得不送他一官半职就不厚道。于是乎，没想过要当官的西门庆意外地当了官。

这两个细节表明，在西门庆的价值体系当中，至高无上的是金钱，女人和官职都只是商品，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作为资本家的西门庆必须建构以谋求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尽可能大的人际网络，以整合生产要素。然而，在封建社会强大的奴隶道德绞杀中，社会极度缺乏资产阶级契约交易的信仰，西门庆失败是必然的。《金瓶梅》把西门庆的失败归因于私德的败坏，欲望的泛滥，对西门庆个人来讲，或许有其片面的正确性，但对西门庆这个阶级来讲，是完全错误的，不公正的。

反观欧洲、日本，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讲述了欧洲和日本为西门庆阶级所做的信仰发明。日本德川时代的思想家铃木正三说“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必信其所事之业皆于世界有所益”，“买卖之业，乃天道所授，国家当如此致力于国中之自由”，这不但为财富集团正了名，也塑造了日本独步天下的职业伦理。

反过来看《金瓶梅》，在西门庆死的时候，书中写道“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社会有这样的民意，封建社会暴力集团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掠夺财富集团。

武大郎有一个前妻，已经死了，留下一个女儿迎儿。武大郎带着女儿，寄居在张大户家。他老实，但不傻。他在张大户家和一班下人打成一片，大家都喜欢他。张大户要处理潘金莲的时候，下人向张大户推荐武大郎。武大郎不仅白捡一个潘金莲，还额外得了许多好处。代价也是有的，那就是默认张大户的所有权，他事实上只是一个托管者。

潘金莲接受西门庆的追求是侵犯了武大郎的夫权，是犯罪。那武大郎默认出让夫权又算什么？如果夫权对他而言是真正神圣的，那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书中写道，武大郎撞见张大户和潘金莲苟且心想潘金莲“原是他的行货，不敢声言”。那就更妙了，他自己都承认潘金莲不是他的。张大户很快就死了，武大郎趁机窃取夫权，但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怎么做潘金莲的主子，偏偏就要拿着绿帽子当“产权证”，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对武大郎的德性，潘金莲说得透彻：“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只是一味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

奴隶也有三六九等，武大郎是最不要脸的一等，明知道潘金莲是张大户的行货，白捡一个美人就必须戴绿帽子，他还是不怕羞的，这恰是奴隶道德所提倡的。古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了三句箴言，其中一句“认识你自己”。武大郎一点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这也成为其之后悲剧的根源。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潘金莲被张大户送给武大郎，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她虽然极为不满，但并没有试图消灭武大郎这个牢头狱霸。邪恶的旧制度深植在每个人心中，包括她潘金莲的内心。她在紫石街当网红，向粉丝唱出“一块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里”，确实有求救之意。那一班浮浪子弟有色心但无“作恶”的色胆。后来，武松像是从天而降的英雄，来到潘金莲面前认亲。潘金莲勇敢地以身相许，但武松眼里只有哥哥没有嫂嫂，拒绝了她。只有西门庆出现，潘金莲为了所谓的淫欲，亵渎夫权的神圣性，用力量充沛的新恶打死了衰朽残破的旧恶。

潘金莲争取自己命运的自由选择权，听起来很不错，其实很悲催。避重就轻、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把命运交给强者主宰多么惬意，多么舒坦。自由是要代价的。自由地选择是苦差事。不要说当惯奴隶的人了，就是自由的公民也厌恶选择。

曾庆林强调：不是为潘金莲翻案，更不是要袒护她的私德和生活方式，要泼掉的是奴隶道德的脏水，要歌颂的是不惜冒险犯难盗取自由火种的被视作危险分子的所谓“恶”——古希腊修昔底德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

英国的小说家、写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劳伦斯说，一个社会由小集团组成的，利他主义方易见诸实现。原子化的封建帝国，臣民所形成的流沙社会只能成为恐怖秩序的黑洞。他们虽然不吃人血馒头了，却照样对公共生活漠不关心。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公共生活。一个没有公共生活的人就会严重缺乏社会性，不要说以天下为己任了，就是以社区为己任都办不到。

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第一章的题目是“秩序，人类的第一需要”，没有秩序，无人可以幸存。当秩序出现真空，人们的第一需要是秩序，而非正义和自由。再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但这绝不是暴政合理的托辞。凡是有悖于人性的秩序都会被淘汰。但前提是，这个共同体有自我更新的勇气和能力。

在《金瓶梅》的世界里，那些名义上的秩序被全社会暗中抛弃。法律被封建帝国的官员玩弄于股掌，执法权成为牟利的商品。以圣人为榜样的道德观念作为科举考试科目看似神圣，但在实际生活中被视如敝屣。神圣性荡然无存。皇帝至高无上，并非因为人们真心崇拜，而是因为被迫服从。封建社会的奴隶道德体系必须让绝对服从成为奴隶的本能。奴隶不能有任何自我意识，奴隶的一切都必须无条件地献给主子。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提出三大道德律令，第一条律令，只依据那些你可以同时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动，不能以实际的狭隘的功利来判断，也不能以“爱人”“敬神”等动机来判断；第二条律令，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第三条律令意志自律，人就不应当被动地服从道德，即“我必须这样做”，而应转变成主动承担道德义务，即“我决心这样做”。人不应该是情欲和物欲的奴隶，不应该是神的工具，不应该是神意、天命、良心的奴隶。

在讨论互动环节，专程从北京赶来78岁周鼎峰先生高度评价曾庆林演讲，批评了当今知识分子精致利己主义，以及“假话全不说、真话不说全”所谓高尚，认为“一个民族没有仰望天空的人，一定是灾难性的”。贾洪权认为秩序不能只消费不构建，流沙社会、秩序黑洞是《金瓶梅》悲剧的源头，强调人是目的而并非手段才能破除奴隶道德体系，台湾慈济总部就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标语，“道德是高悬自己头顶的明灯，而并非是抽向他人的鞭子”。张天福说对比《玩偶之家》、《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潘金莲命运悲剧中充满争取争夺自由过程中自我的局限性以及那个时代的约束，人不应该成为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这是康德一直保持的信仰，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的信仰。主持人刘国宏感慨道，如果我们不多学点哲学、不多读点文学，不广泛地涉猎些东西，我们也就读不懂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