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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罗力简介：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先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深圳市信息中心主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深圳市接待办主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另任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深圳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深圳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广东省台湾研究会顾问、广东生产力研究会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

多年来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港深经济研究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发表了数十万字的论文和著作。

近期主持编写有关港澳方面的著作有《深港衔接共创繁荣》、《繁荣还是衰退cdi眼中的香港》等专著。同时还主持出版《995－1996中国宏观经济分析》、《’96－1997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第二冲击波》、《深入欧元：欧元运行框架与政策体系》、《国国家竞争力报告》等著作。主持完成多项重大课题调研及重点企业的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在港澳研究方面，主持完成“深港经济衔接方案”(1996)、“深港口岸合作研究”(1997)、“金融风暴与香港未来发展”(1997)、“走出低谷再造香涂’(1998)、“深港边界地区发展方案”(1998)、“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指数”(1999)、“中国加入wto与香港未来发展路向”(2000)等重点课题。同时先后发表“论香港制造业北移”、“海峡两岸与香港经贸发展比较与展望”、“九十年代后香港产业结构新特点”、“香港回归后深港产业协作探讨”等大量学术论文。

中国脑库（综合开发研究院）是2002年全球脑库论坛的牵头主办单位。中国咨询产业是列入这届论坛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本届论坛举办之际本刊记者就中国脑库与中国咨询产业的相关问题，专访了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罗为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李秘书长，您曾经说过：“研究咨询机构应作为社会的中介产业来发展”。中国咨询业发展至今，是否已形成了一种产业？

李罗力（以下简称李）：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咨询产业已经基本形成。

中国的咨询业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的，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从目前现状来看中国咨询产业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群体。

第一大群体是有资质的专业咨询机构和企业。如法律咨询、工程咨询、财会咨询、质量认证等这类咨询群体有四个特点，一是它们（包括它们的从业人员）都是具有特许资格的（即有资质的）；二是它们是非常专业化的；三是它们开展的咨询业务都要严格按本领域的专业标准进行操作，而这些标准大都已经相当规范化甚至国际化了；四是它们的市场是相对封闭的业务性质也是相对稳定的。

第二大群体是纯商业类咨询企业。这类咨询企业的四个特点也很明显，一是它们的业务大都是直接面向市场，为企业进行商业性操作的咨询服务。如品牌策划、营销策划、广告策划、市场推广等等；二是这类企业对从业人员和业务资质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注册资金和运行成本也不需要大多，成立起来也比较容易，因此目前这类企业在咨询业中所占数量较多但单体规模都不大；三是由于这类企业面对的市场需求比较明确，因此它们的业务操作和咨询方法也不断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已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的特色；四是这类企业所面对的市场十分广阔，且市场需求与日俱增因此这类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

第三大群体是研究和咨询相结合的咨询机构。这类机构也有五个特点，一是它们基本上都是在原有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是原有研究机构面向社会市场化运作的产物；二是它们研究的对象一般来说是各级政府和大企业，咨询的课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宏观的。例如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体制及政策设计、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重大资产运作等等，也可以说它们所做的咨询大量都是高层决策性的咨询；三是由于这类机构所面对的需求比较广泛，课题的性质往往差别很大，并不局限在某个专门的领域内，因此它们的咨询是一种复合性的咨询；四是它们所使用的咨询方法基本上是以研究为依托，以研究带咨询，再以咨询推动研究；五是由于这类咨询机构在政府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一般来说它们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

这三个群体各有特色，各有分工，互相补充。如果我们试着把咨询业也进行“高瑞”、“低端”划分的话，则研究咨询机构是“高端性”的咨询群体，一方面由于它们的咨询方法带有相当的研究性质。知识含量和理论含量较高；另一方面它们所服务的对象层次也较高。如政府和大企业集团等；同时它们所进行的咨询内容层次也属更高一些更宏观一些，如战略性的、制度性的、政策性的。而为数众多的商业咨询企业，则是属于“低瑞性”的咨询群体。这里所说的“低瑞性”并没有任何贬低的含义，主要是指它们与上述研究咨询机构相比更加直接地面向市场，更加直接地面对企业进行操作性的策划，所承接的咨询业务也更加具体更加微观。这类咨询的知识含量也会很高。但不是表现在分析研究方面，而更多是灵活的点子、新鲜的创意和丰富的设计。至于专业咨询机构这个群体，似乎很难说它是“高端”还是“低端”，也可以说是介于“高端”和“低端”之间。象财务、工程、质量体系认证这类咨询机构和企业，因它主要服务的对象都是具体的企业。并且业务也都是直接面向操作的层面，因此应该是“低端性”的。但法律咨询则不同。它们所服务的对象遍布社会各个层面，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政府服务。因此它也可以说是高端性的。

从时间上来看。这三类群体的发展也是不同的。首先，专业类咨询群体应该说存在的时间是最长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不少法律、财务、工程方面的咨询机构，但它们作为产业，则应该是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其次，研究机构中开展面向市场的咨询业务则是从80年代中期首先从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开始的，到90年代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现在许多科研院所和大学研究机构中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咨询队伍。并且成长起一些新型的咨询机构。第三，纯商业化咨询企业的大量兴起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逐步成熟，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需要对企业和产品进行包装设计、营销策划和市场开拓，因此符合这种需求的纯商业化咨询企业就应运而生，大量涌现。并成为中国咨询产业中为数最多的一支生力军。
当然上述这些划分方法并不一定很科学。但至少还是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对中国咨询业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方法。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中国的咨询产业三大群体之间开始出现相互融合的苗头。它们一方面是表现在彼此业务有互相延伸之势，例如一些研究咨询机构的业务在向低端延伸。开始更多地直接面向市场和面向企业，进行操作性的咨询和策划；而不少有实力的商业性咨询公司则开始向高端延伸，开始进行宏观和政策研究。开始做战略和规划的咨询业务。同时这两个群体也正在不断向专业咨询的领域渗透。另一方面是表现在三个群体之间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合作关系，正在形成越来越多互补互利的业务联盟。

记：李教授，您认为中国咨询产业已经形成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李：我之所以说中国咨询产业已经形成，首先是因为它在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再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其次。它已成为专门通过知识和智力来为社会各方面需求提供中介服务产品的生产门类，而这种用智力和知识提供服务已经形成社会经济产业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三，它已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生产群体，其特征是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为社会提供中介服务，它的产品则是各类咨询服务和成果。第四，咨询类产品作为商品已经得到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政府和企业为这类咨询服务所付的费用成为这类产品的商品价值。第五。与其他产业一样，咨询业作为一个产业，它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产、销售和运作机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管理模式，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利润机制和分配机制。尽管从细节上看，这几类咨询群体的运作机制和分配机制并不相同，但与其他产业相比。它们总体上形成了自己的产业特色。

记：您曾经说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发展咨询业，两者都是我国知识经济急需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现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形成共识，而发展咨询产业则仍然很少有人把它提到这样高的层面来认识。这是为什么？

李：咨询产业在我国的地位及作用是逐渐被人们认识的。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是指令性的。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所以就没有咨询产业存在的空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计划经济的退出，就必然出现了这种市场需求。企业和政府的领导者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同时也面临内部运作机制和管理上的许多复杂和棘手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企业的领导者们只凭他们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来进行决策已经远远不够了；即使他们可以组织本地区本部门的人员来进行有关的调查研究，但由于受到知识和专业限制，这种调查研究大都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总是跳不出本地区和本部门经验性的圈子。这时就需要具有更多专业能力，更广博的知识结构，更充分的信息资源的专家和他们所在的机构——“外脑”来为他们出谋划策，使他们的思想和认识受到新的启发，使他们的决策更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正确性，使他们的行为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同时使他们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胜人一筹。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况，是今后发展的大趋势，就目前我国的实际现状来看，还远未达到这样一个发展的程度还有相当多的人根本没有认识到咨询业对社会经济发展乃至对本地区和本企业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这特别在内地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悻论：越是沿海发达地区，越是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和政府领导人。则越是认识到聘请咨询专家和专业咨询机构来作为自己“外脑”的重要性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水平已经很高了，知识已经够丰富了，已经似乎不需要高人指点了；相反越是落后的内陆地区，越是政策水平和决策水平低的企业家和政府领导人，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更应当需要利用“外脑”来进行分析和决策。但实际上他们却越不重视甚至蔑视“外脑”的作用，更是相信自己的水平，经验和决策能力。因此，对咨询产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理解。本身就反映出一个企业家、一个政府领导人的自身素质。

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源上讲。一方面是制度上的原因。多年的计划经济已经使人们的思维形成一种惯性；另一方面也是知识结构的原因，知识结构层次越低的人就越不容易认识到这一点；第三方面则更多是个人素质的原因，现在许多领导者认为自己了不起，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既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批评，也不愿意吸收和学习别人的智慧。

记：您认为我国的咨询产业与国外咨询产业的差距是什么？

李：就全球来看，咨询产业的崛起是在二战后，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的，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兰德公司”。最早开始把研究机构中产生的成果（例如有关美国出兵朝鲜的研究报告）变成商品出售给美国政府，我认为这是全球咨询产业开始发端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从此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发展咨询业务。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各种各样市场需求的咨询机构和企业，以及各种各样的咨询产品，在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地发展起来。现在国际上既有兰德公司这样的久负盛名的以研究为特色的咨询机构。也有像麦肯锡、普华永道这样大型的专业类商业咨询公司，他们发展的规模和档次都是目前我们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仅从这些企业每年的咨询收入达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来看，我们就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比。它们确实代表了当今世界最发达最前列的咨询产业水平。

至于我们与国外咨询业水平的差距，我认为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中国的咨询业近年来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中国的咨询市场仍然不大成熟中国的咨询产业也还是刚刚起步，甚至咨询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咨询业还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这也许是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有人担心中国人世后西方大的咨询企业进入我国，会垄断我国的咨询市场，会使我们“国产”的咨询机构和企业“无地容身”。实际上他们不要忘记。咨询这一行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对政府和企业所提供的决策建议必须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必须在现实社会环境中有可操作性。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咨询机构和企业最大的长处，是外国咨询机构和企业最大的短处。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外咨询机构及企业的先进咨询理念和方法吸收进来，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和我们自己的理论经验进行改造和提高，则我们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咨询机构的竞争中就可能会处于有利的地位，就可以与他们一争高下。前不久媒体上沸沸扬扬地炒了一通的“麦肯锡败走麦城”的案例也可以说明我的这个观点。

记：您在三年前提出将中国脑库建成中国的“兰德公司”；请问中国脑库在实现这个目标上已有哪些作为？

李：中国脑库在中国的咨询产业中属于研究咨询机构那一群体。为什么要把综合开发研究院的目标定为建成中国的“兰德公司”呢？因为“兰德公司”是这一群体中的全球最早、最成功和最著名的机构。众所周知，“兰德公司”做的不是纯理论研究，是面向社会、面向政府、面向实际，带有很强的实务操作性的研究。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为政府、为企业提供了一大批高级的决策服务产品。这种产品的知识含量、理论含量和实用性都是很高的。我们实际上也走的是这条道路即以理论为支撑以研究为手段，为社会、为政府、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产品。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特色。因此，我们提出要把综合开发研究院建成中国的“兰德公司”，主要就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建成像它这样类型的机构；二是要建成像它这样在国际上有权威、有影响力的机构。

中国脑库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路程，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上已经迈出了较大步伐，在国际国内都有了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经过主办几届全球脑库论坛，不仅提升了中国脑库的形象，而且提升了中国咨询产业的形象。中国脑库在咨询方面目前主要的方向是复合性的研究咨询。虽然看上去并不是局限在某个领域并且也并不是非常专业化和标准化的，但实际上政府和企业在这些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需求，例如发展战略及规划的制定、资源的整合、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市场的调研和细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等。综合开发研究院在这些方面的咨询能力和水平是走在了中国同行业前列的。下一步我们要把复合性的研究也进行专业化的设置，对以往的各种咨询案例和我们所积累的经验进行分类整理，从中寻找每一类的核心技术和核心路径，形成cdi独特的研究咨询的方法和途径。若能做到这些，我们就足以与世界上大的跨国咨询企业相抗衡了。此外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咨询领域向低端延伸，向投行业务领域，向市场品牌营销策划业务领域，向教育产业领域，向会展产业领域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内部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使我们这个机构真正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很优秀的团队精神，很高水平的咨询产品，很重大的社会影响力。

总之，中国脑库将继续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对发展中国的咨询产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