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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与深圳一起辟为经济特区的有4个，同为经济特区，唯有深圳时时处处受人关注，其一举一动都有争论，任何一条经验都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风向标。按理说，深圳是中国众多区城市中的一个，如同其他经济特区，区域独特性经验并不能放之四海，但争论与关注却表明深圳经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用另一种提问方式，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遍需要，形成了深圳经验的领先性，因这一领先性蕴含着普适性，使深圳经验超越独特性而放之四海。由此，如何理解深圳经验的独特性与普适性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作为特区的深圳和作为中国的深圳，二者是什么关系？

对于这一追问的回答，只有放在大的历史维度中才能显现。

近两百年全球发展表明，当代的现代化是基于工业化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性过程。它既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表现为gdp与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更是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经济、教育、社会、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生态）制度安排形式的持续性变迁。由于工业是以他人为目标的标准化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其内生逻辑及外在趋势是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安排，因此成为尽管不唯一但为较佳的组织经济的体制形式。

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生长的秩序并可以持续地自我扩展。在纵向上，它持续生长，是将与之相适应的秩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横向上，它持续扩展至全世界。到上世纪90年代，以“冷战”结束为标志，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的一致性极大地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全球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不仅商品贸易有了快速增长，而且生产要素国际交易也飞速发展。体现为国际贸易增速快于gdp，而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又快于国际贸易。全球性投资贸易自由化的结果是出现了全球供应链。一个产业不再拘泥于一国之中，而是横卧在各国之间，由此改变了产业的组织形式。产业链条上外包的大规模出现，使企业管理更加扁平化，全球供应链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重要的内容。由此，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全球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追求经济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努力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市场取向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了上述经济现代化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总结改革开放40年经济成功的基本经验，无外乎就是两条：通过改革，将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民族工业化，推进市场竞争，提升了企业活力，导致经济繁荣；通过开放，将这一民族工业化进程纳入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循环中，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由于与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接轨，短短4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2035年之前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实际上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更大规模地重现了当年东亚国家经济成长的轨迹及经验。

将深圳植入这样一个历史维度，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经验独特性的普遍意义。前述所谓“中国在更大规模上重现当年东亚国家经济成长的轨迹及经验”，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经济事实：一如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同样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弱小的工业部门，因其劳动生产率较高而能提供较高的劳动报酬，吸引着边际劳动生产率趋近于零，从而劳动报酬递减的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这不仅能增加劳动力的报酬收入，而且也同时增加了资本产出，成为工业再投资、扩大再生产的来源。由此，形成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过程，即工业化过程。这一工业化过程，也是国民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不仅呈现为国民经济结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而且在工业内部也呈现为由初级工业化（轻工业）向高级工业化（重工业）的转变。若将这一过程纳入全球经济体系，通过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有机衔接、层层递进，会加快上述结构转变。

当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国再次睁开眼看世界时，首先面对的是我们曾经认为落后的周边国家，以上述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迅速实现着工业化。其中，日本和韩国已经成功或接近于成功，陆续晋升为oecd发达国家。深圳对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之一就是“一点两面”，既通过特区这个点，对外面向太平洋，对内面向中国腹地。在这两个扇面交结点上的深圳，通过实施领先于内地的对外开放的特区制度安排，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引领全国的发展。

今天看来，这一特区制度安排的实质就是将这种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传导到内地，其路径是通过引进技术实现初级进口替代，进而转向初级出口导向，再由初级出口导向再转向次级进口替代，在此基础上实现次级出口导向，层层递进，螺旋上升。这一路径反映在空间格局上，就是沿海发展战略，通过不断地“腾笼换鸟”，在沿海产业升级的同时，将技术和产业转移到内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别于内地的特区制度安排，为当时封闭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在这一窗口中产生的经验尽管是独特的，但在模式意义上却是普遍的。

但是，问题的深刻性还不仅在于此，更在于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独特的历史作用。

前述所谓“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是指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区别于其他亚洲国家，中国是在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基础上，引入市场经济并向世界开放的。在80年代，人们曾用形象语言“倒爬梯子”来描述这一过程。有别于在不加管制的自然状态，即市场经济发育中的其他东亚国家工业化进程，改革前30年是计划经济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在这一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大批国有国营工厂。它们既是国家工业化的产物，也是进一步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它们的运行方式及行为方式却与市场经济的企业迥然不同。它们是指令性计划的行政附属的生产单位，没有自身利益，不存在利润最大化的冲动，而唯计划指标是从，按指令行事。也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历史背景。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国有国营工业为谁生产？怎样生产？但其背后的焦虑却是国有国营工业的效率低下，投资饥渴，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浪费严重。

深圳对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的另一初衷就是引进三资企业来引进“管理经验”，为内地经济提供示范。大量三资企业落地深圳，带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从全国的格局看，形成了深圳与内地“双轨并存”的局面。反映在微观层面是深圳非国有企业与内地国有国营工厂的“双轨并存”，二者的行为与管理方式存在根本性差异。反映在宏观层面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双轨并存”，表现为计划价格体系与市场价格体系的双轨制，二者价格形成机制存在根本性差异。

由于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生长的秩序。逻辑上，市场一轨对整个经济体制的变迁具有边际引导作用，并随着这一引导作用日渐加大，市场经济终会取得主导地位，形成“一轨（计划轨）变两轨（计划与市场并存），两轨变一轨（市场轨）”路径依赖性渐进式体制演变。历史上，深圳是这一路径依赖性渐进式体制演变的现实呈现。当深圳的非国有企业及其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展现出效率时，不少内地企业到深圳设立分支机构，不少地方政府到深圳招商引资，使深圳经验不径相传，在细节上日益渗透，诱导并促使内地国有国营工业的行为及机制日益产生量到质的变化，使其逐渐具有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其治理机制也逐渐向现代化方向转变。这一微观层面的变化反映到宏观层面，价格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核算的工具，而逐渐具有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起初表现在生活资料上，随后是生产资料，进而是各种生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别于内地的特区制度安排，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一缺口上新体制的萌芽，尽管是幼稚的、另类的，但在模式意义上却是普遍的。深圳在自身体制建设的摸索中，带动了全国体制改革的深化，由此，深圳经验在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展现了其普适性。

由上，深圳经验之所以对中国具有普适性，是它将符合工业化规律的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中国。深圳经验之所以对中国具有独特性，是它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以样板的方式示范于中国，以细雨无声的方式渗透于内地。

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观察，这种蕴含着普适性的独特性的深圳经验，在内地的传播，渐进式地改造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改变了由此产生的系统性特征。

“二战”以来的国际经验表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照，凡采取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均出现两个系统性特征：经济的封闭性和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失调。其产生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封闭才能使经济运行闭环，它构成计划制定和实施的前提。因为只有第一部类（重化工业）优先增长才能给闭环运行中的经济提供拉动力，它使农轻重比例失调成为常态。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同样呈现上述特征，并因此构成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随着深圳经验在全国的普适化，亦即随着市场导向性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渐进式展开，中国经济运行方式逐渐改变，进而使经济系统特征朝着合乎逻辑的方向变化。与计划经济时期相对照，不仅经济运行的方式成为开放性的，而且扭曲的经济结构得到纠正，重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自然轨迹：一方面，这一升级的顺序呈现为劳动密集（轻工业）向资本密集（重化工业）进而向技术密集的转变；另一方面，这一升级又是在开放中进行的，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出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梯次交替。这种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中人为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自生长秩序的本质体现。它适应经济全球化并推进经济全球化，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所在。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深圳对于中国的意义，就是将具有全球普适意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以独特的经济特区的方式引入中国。换句话说，深圳经验就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性走向市场经济普适性的客观总结。这一总结既是一个逻辑的进程，也是一个历史的进程。而且逻辑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高度一致。这一进程在实践中呈现为“特区不特”，在理论上呈现为市场经济并不特殊，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深圳经验的可贵之处，不在于独特，不在于深圳本地的经济崛起，而在于它的普适性，带动了全国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并正在展现其世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区不特”是深圳经验的真谛所在。

既然从独特性走向普适性是深圳经验的核心，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又到了需要深圳经验的关口。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结构快速升级，不仅使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而且也使其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其标志就是重化工业产能位居世界前列并开始出现过剩。这种情况表明，在供给侧，技术密集性成为产业升级的方向；在需求侧，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好的生活质量也成为社会的需求。两者都指向了服务业，产生了服务业的发展日益快于制造业的历史趋势。目前，服务业在gdp的比重已达56%，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部门。这预示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步入服务型后工业化时代。

从体制角度观察，过往中国经济体制安排的导向是支持工业化，尤其是支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也是当时开辟经济特区，进行体制改革探索的试验目的之一。而“特区不特”的深圳经验表明，这一支持工业化的体制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当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步入服务型的后工业化时代，过往支持工业化的体制安排开始显得应对局促，缺乏弹性。

首先，服务性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显著高于实物产品，亦即它更多地服从于偏好，更少地依赖基本需求。由此决定，不仅其行业分布广，并在日益分化细化中，而且同种服务产品也有层次之分，品牌时尚都成为影响因素。个性化需求是服务业面对的基本事实，由此决定的服务产品的标准是约定俗成的，并会持续衍生。这有别于实物产品所具有的客观物理标准，从而不能进行以客观物理为依托的大规模制造。相应地，这也使借助于这些客观物理标准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政府行政直接干预产业的手段失据。服务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创造适应服务业发展的氛围即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政府的管理更多是通过专业性监管来发挥作用。简化行政审批，尤其准入审批，规范准入后监管和加强政府全程服务是题中应有之义。深化“放管服”改革，使体制具备弹性化是必然趋势。而立法立规来建立社会和产业的长期预期，依法依规来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形成行业自律和外部专业监管相互支撑的体制机制是体制安排的基本内容。

其次，由于一般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通常低于制造业，使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下降，造成经济增速的放缓。为避免经济增长的过分减速，就需要推动服务业高端化。国际经验表明，医疗、教育、科研、金融服务等是高端化的主要领域。在这些领域建立并完善与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尤为重要。这一迫切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适应创新国家历史要求的产学研一体化上。现在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流程不畅，知识产权资本才刚开始起步，全社会尊重科研劳动成果的氛围仍然淡薄。从国际经验看，对科研人员激励的最有效办法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它是推动创新与转化的关键，不仅需要立法立规，还需要建立持续性司法执法机制。

再次，服务性产品的提供，需要社会基础设施予以保障。除硬的基础设施外，更多的是需要诸如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养老体系等软硬兼顾，甚至以软为主的基础设施。目前的情况看，社会基础设施不仅投入不足而且运营不佳，都未形成长效机制。就医难、就业难、养老难就是体现。由于社会基础设施具有外部性，政府加大投入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创新制度安排，吸引民间资本参与也是可行的。各国经验表明，这一领域也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重要领域。目前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却十分欠缺，即使在有大量实践的硬的基础设施领域，政府也通常愿意与国有企业进行合作。而彼此雷同的治理机构，极易使这些项目一味扩张并失去约束，掉入“债务陷阱”。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ppp的核心是利用政府与民间机构迥然不同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彼此相异的激励机制，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政府社会资本的伙伴关系，实现了激励相容。政府的职责仅是出制度、出监管，并以立法的形式巩固下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提醒我们，建立和完善包括ppp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投入与运营的体制安排，形成长效机制已刻不容缓。

复次，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是服务型社会的重要标志，是构成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2019年金融服务占gdp的比重已达8%强。但是，金融服务不仅仅是服务，它与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紧密相联。各国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服务型社会的出现，金融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由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这是因为面对服务型社会的个性化需求，小微企业更有优势，而小微企业因资本少，更难获得间接的如贷款等的债务融资而转向直接融资。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个人财富管理业务会应运发展。由于它是针对家庭的个性化的理财安排，更多地投向资本市场，从而也推动了直接融资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面对服务型社会的个性化直接融资安排主要体现为草根金融服务，是金融的普惠化。这种惠及所有人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仅有赖于营商环境的改善，更有赖于监管的深化与细化。举例来说，近年来，p2p线上融资活动违约严重，甚至造成了社会问题，凸显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为此，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外，更重要的是从产品层次加强合规性的行为监管。这需要监管下沉，在细节上堵住漏洞。地方政府的依法合规的金融监管能力提高成为第一要务。

综上，面对服务业发展，以及由此预示的后工业化服务型社会的来临，产生了对体制安排的新需求。它不仅反映在经济体制上，还反映在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其他配套体制上。换言之，新时期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要求已迥然不同于工业化时期。它需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深化。

这一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要求使深圳再一次冲到时代的潮头。201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颁布，要求深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高地。面对这一历史性要求，深圳经验的精髓再次展现其可贵。在普遍意义上聚焦特殊性，在独特性中寻找其普适性。我们注意到，服务型社会也是技术创新的社会，而技术创新来源于深厚的基础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人的活动，只有以人为本的产学研体制才能满足技术创新。同样，包括金融服务、流通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服务业本质上也是对人的服务，核心是服务标准，而维持标准的手段是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它既可信赖，也可预期。“用法治规范政府与市场的世界”是其体制创新的基本逻辑。其实，《关于支持深圳中国特色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已按此逻辑指出了深圳体制创新的方向。“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的立法权。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定，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加快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而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

在方向明确的情况下，深圳下一步应以当年“开荒牛”那样抖擞精神，“聚精会神抓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围绕着“用法治规范政府与市场边界”，在探索服务型社会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创新体制。在新时代，以体制的新优势，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引领全国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并在这一深化中，使深圳经验鲜活常青。在这个意义上，“特区还要再特”。

当深圳经验浸润式地普适于中国，对深圳而言，是“特区不特”。对中国而言，是中国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对世界而言，则因中国因素的注入，全球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当代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中心—外围”的体系。发达国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是外围。中心支配着外围，外围服务于中心。反映在经济关系上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二者形成垂直分工关系。若以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出口类似于发达国家，即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初级产品。但是换一个角度观察，又会发现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尽管是工业制成品，但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多是资本，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又呈现出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上述情况表明，在现有“中心—外围”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已处于半中心半外围的地位。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观察，中国是中心，从发达国家角度观察，中国仍还是外围。中国这种半中心半外围的国际地位，带来了国际社会认知的困难。集中体现为“中国究竟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构成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更成为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新因素。

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角色的这一历史性变化，客观上表明，中国按东亚经济传统发展模式，沿出口导向性经济道路前行难以为继。它促使中国重新审视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因此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广泛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反思，并在反思中获得新的理解，从而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新的定位。

一般认为，过往40年来通过持续性的深化改革，建设了满足工业化需求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合乎逻辑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实现了经济总量一维高速增长。这成为中国故事的基本内容。但这仅是故事的一面，中国故事的另一面，或许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更为重要的一面，是中国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381元人民币，当时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元人民币，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更低至134元人民币。按当年的汇率核算成美元，人均收入分别为120美元和50美元。如果按2011年以不变价人均2300元人民币现价为3000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计算，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1978年97.5%的中国人口是达不到这一贫困线标准的。2019年中国gdp已达9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按人均收入通常为人均gdp的90%计算，201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超过9000美元，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今年脱贫攻坚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

占世界人口1/5的国度脱离绝对贫困，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提供了可以想象的广阔市场。而这可以从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表现中得到佐证。2010年，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增长保持同步，而以农民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又快于gdp同期增长，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这一态势也未曾改变。今年一季度，在gdp下滑的同时，居民收入仍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进口也在增长。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超过10%，下降到目前1%以下。中国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是第一大贸易体，是众多国家出口的目的地。

在过去十年中，以居民收入增长为依据的市场扩大，使中国成为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家。这也预示了一种前景，如果将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对外开放，中国将以世界最大市场的全新面貌走进世界舞台，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由此，也揭示了“一带一路”对世界经济的更深层次含义。“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所谓“共享”，首先就是将日益扩大的市场为世界共享。这样不仅可以遏制保护主义的泛滥，而且可以让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内需扩大的“快车”，实现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标。所谓“共建”，既是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建设包括软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发展条件，也是在中国最落后和最贫困的西部地区架起一条对外开放的桥梁，使其与其他国家一道，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共同提高收入水平。而“共享”“共建”自然会导致“共商”，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尊重民生并惠及民生的前提下，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在这里，中国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前提，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市场的可持续扩大是结果。只有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相促进，中国市场才能为世界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对于要成为新时代先行示范者的深圳而言，既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也是一个新的逻辑起点。它使深圳曾引以为傲的传统对外开放发生了重大变化，被赋予新的内容。外贸不仅仅是出口，还有扩大进口；引资不仅仅是制造业，而且重心是服务业；开放不仅仅包括工商业，也包括金融业；国际循环不仅仅是外国企业“走进来”，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简言之，新时代深圳需要在一个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重新定位自己。

一旦从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瓶颈或短板：

在国内循环方面，收入差距是短板。中国市场的可持续扩大依赖于中国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但是，如果更深层次细致观察中国的居民收入，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居民收入仍在增长，但是阶层却出现分野，出现了两个中国的现象，即一个高收入中国和一个低收入中国。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2019年相关研究报告，2018年有3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在2万美元左右，而另外10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仅为4500美元，二者之间不是通常的连续正态分布，而呈现为不连续“工”字型分布。对一个3亿人口的高收入中国而言，其人口总量已与美国人口相当，其消费能力与消费习惯直追美国，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人群，主导着消费升级，引导着产业变动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实际上是3亿人口的高收入中国与3亿人口的美国之间的竞争。对一个10亿人口的中低收入的中国而言，其人均年收入水平仅是达到小康，有的甚至刚刚脱离绝对贫困。在这个群体中，恩格尔系数仍在较高水平。他们对美好生活具有强烈的向往，但消费能力有限。他们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沉默的主体，主动性不强，只是被动接受着市场经济而尚未或难以积极参与。显然，这种局面不利于内需的扩大，不利于中国市场的持续增长。

在国际循环方面，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是短板。随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更大规模的重现，中国的国际循环呈现出“两头在外”的特点，即产业链上市场和原材料在海外，仅加工环节在国内的状况。虽然，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加工贸易占中国进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到2019年仍占1/4以上。事实上，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订单生产一直是它们的生存之道，品牌和销售渠道一直是其软肋。即使像中兴、华为这些不属于加工贸易的企业，其部分甚至主要技术来源仍依赖于国际技术转让市场，其产品依赖于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与此同时，在文化、体育、教育等领域，服务产品也依赖国际提供。凡此种种，在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在货物贸易持续顺差的同时，服务贸易却常年逆差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其中，在机构项下，专利费支付增长明显，在个人项下，教育费用支付增长明显。这种趋势已预示现行的国际循环的不可持续性，而以中美经贸摩擦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这一国际循环更加步履维艰。

由上，打通国际国内循环的瓶颈并实现双促，就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着力点。

在国内循环方面，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是扩大内需的短板。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是有效的解决途径。改革开放40年来，在工业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工受较高工资吸引，背井离乡到沿海务工，使中国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2019年已达61%。但是这一城市化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其中约1/3，即2.8亿农民工，虽然被统计在城市化率中，但却是半城市化人口。他们在城市就业，但不拥有城市户籍。不仅因流动性强，使工资难以正常增长，而且也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收入长期盘桓，使其对未来预期不稳，造成了其消费行为的扭曲。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2019年的研究发现，目前8亿农民中，其家庭收入的50%以上来自城市务工收入，而再加上诸如良种、化肥、农药、农机和休耕等补贴以及农产品支持价格，农户来自城市的收入已近70%。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其消费仅占工资支出的30%，农民工家庭在城市拥有住房的比例仅为18%，在培训、住房、娱乐等发展性人力资本支出方面更是微乎其微。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70%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由于农村缺少就业机会，又使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加重了其收入的徘徊。这种情形造成了其极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尽管过去十年最低工资每年平均上升10%以上，但农民工的消费并未同比例上升，由于农民工数量庞大，这种态势开始在全局上影响有效需求的提升，久而久之，会使产能过剩更加严重。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都是当务之急。这既是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遗留问题，也为未来后工业化服务型社会的城市化铺平道路。因为中国不可能带着8亿农民进入现代化。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这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回应。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户籍登记问题，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需要进行综合性的社会体制改革。对深圳这个外来人口居多的城市而言，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基本要求。应首先利用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区位优势，做出表率，并以此垂范于全国。

在国际循环方面，既然要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就需要重塑深圳“一点两面”的功能。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外开放的体制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它首先体现在大湾区的体制创新上。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和珠三角9市，虽然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存在优势互补的基础，并因此造就了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但由于粤港澳的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不同的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大湾区内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协同性、包容性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大湾区现有的国际循环上。长期以来，珠三角9市竞相出口，使出口价格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从而使出口产业长期锁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不仅使从业人口工资增长缓慢，也因利润微薄而无力投资于技术进步，致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基本依赖于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并由此形成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比重始终较高的局面。从某种角度观察，珠三角9市仅在分别利用港澳现有的国际贸易销售渠道及金融资源有交集，而未有效形成与港澳纵向的一体化的协同效应。这也使香港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定的支撑，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发展资源有限。显然，这种单兵作战的对外开放不利于形成国际国内循环双促的态势，唯有创新驱动，改革引领，才能开拓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2019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发展区域。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突破，释放改革红利，促进各类要素在大湾区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其指向是粤港澳三地一策。通过构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网络化空间格局，建立世界级城市群。在此基础上，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在这一目标下，其做法是通过粤港澳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以及人员货物往来便利化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从而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携手开拓国际市场，使大湾区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支撑区。

我们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在大湾区中，只有通过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区，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才能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以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的举措，推进深圳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通过这一攀升，以经济一体化重塑大湾区。一方面，发挥这一产业链服务业发展的功能，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梳理大湾区的进出口产业链，实现进出口和内外资金流动的高端化，开创国际国内循环互促的新格局。

“中国究竟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的提出，是面对中国过往在国际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循环的客观事实，而深圳是这一双循环的枢纽。这既是当年设计的初衷，也是后来发展的历史。深圳的崛起是这一双循环枢纽的崛起。该问题的指向，是中国正在超越传统发达与发展中之分的逻辑桎捁，正以“一带一路”的新理念诠释其在世界的角色，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新的双循环承担大国责任。这一新的双循环有别于以往的双循环，深圳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身份再次成为新枢纽。这既是全国人民的厚望，也是深圳的责任。时代需要深圳新经验。该问题的答案，似乎隐约可见，中国就是中国。它将以占世界人口1/5的14亿人民持续增长的收入，为世界贡献市场资源，以此获得世界普遍意义，并因此有别于传统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作为新双循环枢纽的深圳，它的成功便使深圳经验具有了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