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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之一，我国的城镇化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从不足20%快速提高到60%以上，在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以年均2000万左右人口实现着城镇化，堪称世界城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根据城镇化发展规律，城镇化率超过30%便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超过70%城镇化速度又开始放缓。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6%，在今后的10年，我国城镇化将从“规模与速度”特征向“质量和品质”特征转变。“十四五”规划纲要主要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二十七章）、城镇空间布局（二十八章）和城市品质提升（二十九章）这三个方面对十四五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进行了部署，契合了我国未来10年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将城镇化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人口生活质量和城市建设品质上，将为2035年基本实现城镇化奠定坚实基础。

1，2025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年均增长低于1个百分点

1996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30%，开始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之后我国的城镇化率便以年均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从“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不含2020年）这五个五年规划的实际看，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分别为1.44、1.35、1.39、1.23和1.13个百分点，在保持快速增长水平的同时，也显示出逐渐放缓的迹象。“十三五”规划开始有意识的放缓城镇化的速度指标，目标值确定在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左右，但实际增长速度远超目标，并于2019年提前并超额完成了整个十三五的目标。

根据“十四五”规划，202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如果2020年的城镇化率提高水平按照1.1个百分点，那么“十四五”的目标将是年均提高0.66个百分点。十四五的目标值仅为十三五实际增长的一半。适度放缓城镇化的速度，一是充分考虑我国正在进入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实际情况，二是尽可能延长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更好的释放人口进城带来的发展红利。

2，再次降低城市落户门槛，ii型大城市将实现“愿落尽落”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使更多人民群众享受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要达到上述目标，一是更多的人口要进入城市生活，二是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能够与城市原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种待遇，即降低城市落户门槛能够让更多农村人口进城、落户，从而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质量的生活。

“十三五”规划的城市落户的门槛，“省会及以下城市要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即大幅降低省会及以下城市的门槛，“十三五”期间，我国完成了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十四五”规划的城市落户门槛，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下城市取消落户限制的目标和要求，并鼓励5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取消落户名额限制。根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属于ii型大城市，这意味着除了i型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外，其他的城市基本将实现“愿落尽落”。目前，我国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的有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等十几个城市。“十三五”期间，一些城市还发生了抢人大战，城市选人正在让位给人选城市，未来5-10年，可能是一些想靠人口规模实现逆袭城市的最后机会。

3，强化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防控超大特大城市治理风险

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规律，当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规模将越来越少，但是在城市间，尤其是从小城市向大城市、城市群集中的趋势将进一步显现。

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陆桥通道、长江通道为两横，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纵，形成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3个特大城市群，培育哈长、江淮、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北部湾、成渝、关中—天水等城市群。十三五规划强调了城市群之间的协调机制构建以及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重点放在了城市群内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上，试图通过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整个城市群的发展。

十四五规划中，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被列入第一梯队，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并列，有望成为城市群发展的新一级。在城市群内部，强调城市群的一体化以及城市间的协同机制，并以“1小时通勤圈”为标准，通过加强城际铁路、市郊铁路等交通设施的一体化水平，实现“四网融合”，实现基础设施的一体化。从公共服务共享、社保互认、统一规划编制、人口土地管理等方面，实现管理、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提升城市群到都市圈的一体化水平。

这次的新冠疫情暴露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大，在一些公共风险面前容易产生重大损失的问题。根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只有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和天津，人口500万-1000万的城市有武汉、成都、杭州、南京等十个左右。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不仅要加强风险防控，还要疏散制造业、物流等产业功能和医疗、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要增强国际、创新等职能。超大城市中心区功能要进行分化，超大城市将代表中国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担负起科技创新的责任，而超大城市的其他城区、都市圈内的其他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将获得承接与提升其国内功能的新机遇。

4，县城载体作用得到强化，城乡界限愈加清晰

“十四五”规划专门强调了县城的建设和发展，明确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2019年我国共有县级单位1827个，其中县级市387个、县1323个、自治县117个，县城一直是“乡头城尾”，当前农民到县城买房、向县城集聚的趋势非常明显，农民进入县城的城镇化成本相对较低，进入县城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最佳选择。一批县城将迎来发展机遇，在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大发展的时代，并不是所有小城市、县城没有发展的希望，区位好、基础好、潜力大的县城将脱颖而出，主要有东部地区基础好的县城、中西部和东北城镇化地区的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城等。

除387个县级市外，其余的县城都是以建制镇的形式存在，包括县城城关镇在内，我国有19000多个建制镇。一直以来，就有对城镇范围，即建制镇是属于农村体系还是属于城市体系的争论。十三五规划提出，赋予镇区人口10万人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十四五规划又提出，镇区常住人口超过20万的特大镇将被有序推动设市。一些经济发达的镇，如佛山的狮山镇、北滘镇，东莞的长安镇、虎门镇的经济规模都在600亿-1000亿元之间，这些镇的经济产出和人口规模甚至超过了一些地级市。十四五期间，将会有一些市级镇出现。

从建制镇的发展趋势看，一部分强镇将进入城市体系，而一些经济规模小、相对弱的镇将进入农村体系，城乡的界限将更加明晰。当然，进入农村体系的镇并不意味着不发展、不建设，但是从规模、功能以及建设标准等方面都将发生变化，将会更多考虑乡村振兴的需求。

“十四五”时期正是我国城镇化从快速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转变时期，在城镇化速度逐渐下降的同时，也为城镇化从人口生活、城市建设、城乡结构等城市品质提升提供了机会，这种转变将成为我国城镇化未来10年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