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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亮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城市化发展研究所，深圳市七届人大代表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全面开启了深港合作的历史篇章。而深港合作更早的起点可以追溯至招商局由港到深创办蛇口工业区。香港和深圳作为两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在长期的多元文化共处、持续交流中，分别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质和高辨识度的“狮子山精神”和“拓荒牛精神”。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如果以1997年和2007年两个时间节点作为参照，可以将深港合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贯穿了深圳经济特区从呱呱落地到不惑之年的全过程。回顾过去42年，深港合作无论是第一阶段的“产业合作”、第二阶段的“创新合作”，还是目前第三阶段的“全方位合作”，背后的“狮子山精神”与“拓荒牛精神”一直处于持续互动中。

一、“精神默契”促进了深港早年的产业合作

从1980年到1997年这15年可以看作深港合作的第一个阶段，属于典型的“前店后厂”式的“产业合作”。从香港方面看，其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壮大，到八九十年代到达高峰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那之后，香港经济开始从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型，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深圳以及其他珠三角地区转移。到九七回归前，香港已成为亚洲乃至全球重要的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名副其实的“东方明珠”。从深圳方面看，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特区，一切从零开始，急需来自深圳河对岸以及海外的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等生产资源，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深港合作第一阶段的“产业合作”既有上述产业转移、改革发展的动因，也有两座移民城市“精神默契”的催化。对香港而言，此时发轫于基层民间、代表着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一代移民同舟共济、拼搏进取的“狮子山精神”感染和鼓舞着众多港商、港资北上拓展，回馈桑梓、报效国家。对深圳而言，经济特区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立，第一代“拓荒牛”那种义无反顾、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感召和吸引着内地无数有志青年投身到那个激情燃烧、干事创业的时代。因此，两种精神状态的相向而遇，立即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产生了强大的合作内驱力。这个阶段的深港合作既延续了东方之珠的璀璨辉煌，也成就了改革开放“春天的故事”。

二、“精神互补”助力深港创新分工协作

从1998年到2008年这10年可以看作深港合作的第二个阶段，属于“分工协作”式的“创新合作”。围绕当时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及相关创新科技产业，香港和深圳都在未雨绸缪。从香港方面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本土的第三所研究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就已成立，旨在加强香港在未来竞争中的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亚洲金融危机让特区政府开始反思自身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设法使香港成为亚太区的互联网枢纽”“以50亿元设立创新及技术基金，提供资助给对本港工商界善用创新科技有帮忙的计划”。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上述愿景并未付诸实施。从深圳方面看，199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将举办多年的“荔枝节”更名为更具前瞻意义的“高交会”。也是这一年腾讯公司在深圳华强北注册成立。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深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竞争……一切似乎都是为后来深圳“创新”的异军突起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阶段，深港创新合作、“分工协作”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大疆创新。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念书的26岁内地学生汪滔，在其导师李泽湘教授的鼓励下，来到深圳车公庙一间不足20平米的仓库里创办了大疆创新。而在此前，由李泽湘、高秉强、吴宏等三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创办的固高科技已经选择到深圳高新区落户发展。

2008年，香港和深圳正式签署“深港创新圈”相关合作协议，这是深港合作第二阶段的“创新合作”的重要标志。合作既遵循了比较优势、创新法则的规律，同时也是两种城市精神各自生长后的互补。对香港而言，回归后继续保持其在亚洲乃至国际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并且与深圳以及内地的联结往来更加紧密。此时“狮子山精神”所描绘的拼搏场景正在消失、社会环境也在改变。作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国际化都市，“狮子山精神”更多地表现为立足内地和世界之间“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呈现出现代务实、遵规尽责的一面。对深圳而言，加入全球“朋友圈”后，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带来大量就业和创业机会，人口持续大规模涌入。与此同时，第一代经过现代市场经济洗礼和实战的内地企业家、管理者、技术精英逐渐成长起来。“拓荒牛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且增添了自我突破、生生不息等新内涵。这些都让深圳移民城市中多元、包容，“英雄不问出处”“来了就是深圳人”等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两种精神状态和而有别，但却能彼此兼容互补。这个阶段的深港合作既保持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繁荣稳定，也奠定了深圳后来厚积薄发的原初动力。

三、“精神交融”引领深港全方位、宽领域合作

从2009年到现在的13年可以看作深港合作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深港合作已经不局限于单一的产业、创新等领域，而是向现代服务业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民生领域的延伸拓展，是全方位、宽领域的合作。从香港方面看，经济仍然延续以往发展路径，缺少新兴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就业、住房、人口老龄化以及其他负面因素日益发酵。不少港人选择北上深圳发展和居住生活。同时，深圳及内地企业通过香港资本市场上市、依托香港法律制度“走出去”的也越来越多。以各种方式获得香港居留权的深圳及内地人士也有所增加。从深圳方面看，高新技术以及其他新兴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深圳继续寻求与香港在创新科技（河套）、现代服务业（前海）等领域建立更高水平的合作。2010年8月2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而立之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正式发布。2018年深圳经济总量首次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gdp排名第一的城市。2019年2月、2019年8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等先后公布。

深港合作第三阶段的“全方位”合作，既顺应了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阶段趋势，同时也是两座移民城市精神在更高层面的交融。对香港而言，目前香港社会的中坚群体已经是“狮子山下”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移民，他们的生活和成长环境已经与祖辈、父辈截然不同。但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显著优势，“狮子山精神”中所蕴含的自强不息、永不言败、家国情怀等深层次内涵将会被极大激活和唤醒。对深圳而言，经济特区已过不惑之年，第一代的改革者、创业者、企业家等已经纷纷到了退休年龄，“深二代”几乎与经济特区同步进入“而立”“不惑”之年。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无数年轻的“逐梦者”来到深圳。“拓荒牛精神”依然表现出朝气和活力。这个阶段的深港合作既有助于香港全面融入大湾区和国家发展大局，也有助于深圳全面提升“双区”建设的品质和水准。